眼下，改革最好的契机就是，大类招生和延缓专业分流。对于学生而言，通过学习通识课程，去寻找自己的兴奋点；对于教师（包括专业课程教师）来讲，必须重视开设通识课，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
8月末，高校陆续迎来开学。对于新生，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于，以应试教育为主的中学教育，过渡到以通识、专业融合为主的大学教育。新生们将在选课单上发现一批有别于专业知识的通识课程。然而，对于高校而言，如何把通识课开得有品质，却是不小的考验。为此，记者采访了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中国高教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庞海芍。
“通—专—通”路径实现融合
《中国科学报》：对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我国高校经历了哪几个认知阶段？
庞海芍：我很喜欢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它强调的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针对中小学强调的是综合素质，而不是一味地应付考试；到了大学，素质教育更多地是强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平衡。
起初，人们很容易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抓通识教育就不要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比例过大将影响学生就业。这种观点显然对通识教育缺乏了解。后来，人们把通识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补充和修订，尤其是在通识教育的起步阶段。高校认为学生知识面狭窄，亟须扩宽，就鼓励学生选修文史哲、艺术、美育等课程。这样看来，通识教育的存在就变得“可有可无”。甚至一些高校还会抱怨，中学没做好，才到大学补课。
《中国科学报》：您是怎么看待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
庞海芍：如果用阴阳八卦图来表示的话，两者实际是对立统一、相互交织的。二者的对立体现在精力分配上，加强通识教育就要加大课时、学分，必然会压缩专业教育的课时、学分。二者的统一体现在育人上，通识教育更强调立德树人，但专业教育也会训练团队合作、创新能力、批判思维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只是融合在专业知识的讲授中。所以通专二者并不矛盾，应实现融合。
有人曾提出T字型知识结构，上面一横代表“通”，下面一竖代表“专”。后来，又有人提出，“专”到一定程度又需要“通”，也就变成“工”字型知识结构。这个过程是螺旋上升的，起初的“通”是为了日后更好的“专”。任何一个大家钻研到一定程度，或想要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的都是综合能力，即“通”。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应按照“通—专—通”的路径实现融合，才能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正如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所说，“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专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通专融合三方面亟待改善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打通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上要发生哪些变革？
庞海芍：眼下，改革最好的契机就是，大类招生和延缓专业分流。对于学生而言，通过学习通识课程，去寻找自己的兴奋点；对于教师（包括专业课程教师）来讲，必须重视开设通识课，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
不少大类招生的高校存在一个现象——不受学生青睐的专业，分流之时少有人选择。西方高校通识课所起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让学生在选专业之前，对专业有所了解，对自己的兴趣有所了解，这样才能作出满意的选择。他们安排该专业的大牌教授亲自给学生授课，让学生对专业产生兴趣，专业分流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吸引一部分学生。一旦学生选定了专业，选择机械工程的学生，之前所选的历史课就会变成通识学分；选择历史专业的学生，之前所选的历史课就会变成专业基础课的学分。这种机制应该借鉴。
《中国科学报》：对于课程体系本身，需要发生哪些变化？
庞海芍：不少高校在课程改革上，只改变了概念，并未提升内涵。比如把思政课、体育课、军训等都算作通识课。我个人认为，这些课程也起到了通识作用，属于通识课范畴。思政课可谓典型的中国通识核心课，但其关键在于怎样提升教学效果。西方高校也有类似课程，叫“价值推理”。比如，遇到某件事一个人会如何应对，背后基于怎样的原因，其过程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观，比较有名的有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网络公开课《公正》。我国的思政课教学本身要改革，我主张研读经典，选择一些经典书目，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进行教学。除此之外，对于通识选修课的地位、质量、学分等，都要从整体上与专业课程平衡。
此外，还要调动学校力量参与通识课改。通识课不仅仅是专业课的简化，而且是人文化了的专业课，应鼓励开设跨学科或问题导向的通识课程。如环境保护课程，涉及化学、政治、法律、经济等多个学科，对于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师来说都难以胜任。这时候最好形成团队教学或教学组，这需要学校拿出政策来组织和激励。
《中国科学报》：对于教师的要求，也许是相对困难的一方面，您认为需要改变什么？
庞海芍：现在教师主体是上世纪80年代培养的人才，他们当时的教育重视专才的培养，并没有接受良好的通识教育，所以给学生讲授通识课会遇到很多困难。
对于教师的改变，首先要从观念上着手，教师要有意识、主动地去认识通识教育的本质，以及如何实现通识与专业之间的结合。
其次，教师要有意识地拓宽知识面和视野，要善于在专业课程中融入人文精神、立德树人意识。
再次，要鼓励资历深、阅历丰富的教授给本科生开通识课。这类课程要求高、难度大，需要教师有宏观的把握。只有阅历足够丰富，知识面足够宽的教师，才能融会贯通地讲授。
我们还要寄希望于年轻教师，尤其是本科就在国外留学的教师，他们应该接受了良好的通识教育，对通识理念的理解会更到位，知识面也更宽，可以开设高品质的通识课程。我国台湾以及香港地区高校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地方院校的通识课应各具特色
《中国科学报》：现在全国各类院校都开设了通识教育，那么，对于地方院校、职业院校搞通识教育要注意哪些问题？
庞海芍：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课程数量，担心的是能否开出数量众多的通识课。但对于地方院校，我更主张的是品质、特色。地方院校不像研究型大学，相当比例的本科毕业生继续攻读硕士，这使得专业教育可以在研究生阶段继续。相反，地方院校、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大多面临着就业，更应该在有限的时间里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时融入通识意识和人文精神。
《中国科学报》：打破盲目开课，地方院校、职业院校应做什么？
庞海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院校应各具特色，不能千篇一律。通识教育在研究型大学中，确实应该强调研读经典、小班研讨等，但在职业院校增加通识元素，如文学修养、美学修养、敬业精神等，不一定非得强调比重越大越好，也不见得一定要去追求高大上。比如，泰山职业技术学院开办了泰山书院，用泰山精神熏陶每一位大学生；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开办了银领学院、淑女学院等，强调敬业精神、人文修养等；不少医学院校强调人文关怀。
当然，综合素养和通识能力并不是仅靠大学时光就能习得，学校给予学生的是指引，学生要用一生去学习。
综合新闻